《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去年下半年写完今年2月份最后定稿，先是寄给了一些领导和一些相关政府部门，4月份在公盟网上公布。这是由方堃他们几位完成的调研报告，杨子云和我也参与了其中。报告的主要思路是发现引发314事件的内部成因，我们知道有藏独等外部因素，但外因已经谈得太多了，缺少藏区普通人的声音。
当我们了解到藏区的经济社会存在大量问题，比如现代化化带给藏区的冲击、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我们就给本报告定了主题，那就是理解，加强汉藏人民之间的理解。尤其是我们希望汉族人更多理解藏族同胞面临的社会问题，至少不是受到“敌对势力”煽动就闹事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才能化解敌意，消除歧视，和谐相处。
所以，这份报告是给政府看的，希望更多倾听普通藏族人的心声，调整西藏政策，建立真正让藏族人内心高度认同的统一的国家，同时也是普通中国人看的，藏族人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公民。有些问题，比如现代化带给藏区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问题，比如腐败等问题，中央政府只要下定决心健全民主法治制度是有可能解决的。
当有外国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表达的是这个立场，但是报道中他们不怎么提现代化，也不怎么提理解的主题，他们只是关注报告中列举的政府失误。我们倒不是回避谈政府的失误，我们从不避讳批评政府，但问题是我们的主题不见了。还好，第一个报道影响不太大。
接下来是《时代周刊》采访，电话里说是采访公盟的事情，没想太多就答应了。来了之后谈314报告，我一再重复自己的立场，包括我们推动法治进程的努力。但是报道出来以后标题是“政府失误导致314事件”，还是偏离了我们设想的主题。所以以后再有外媒采访我一概拒绝了。当然有的媒体没有采访也刊登了报道。
我发现西藏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和一些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少人主张西藏独立，而我们坚定地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中央政府采取更为妥善的政策更好地维护统一，在维护统一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藏族同胞的利益。我们的立场和一些国内同胞也有差异，我们认为藏族同胞也是中国的公民，哪怕他们犯了罪，他们也应当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如果他们获得辩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怎么彰显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国家如果连基本的法治都不讲怎么指望人家有向心力？
接受媒体报道是一个教训，但确实也有些为难。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中央政府和普通中国人知道，有时外媒报道可能有助于中央政府知道，但报告的传播也会被一些人当成主张西藏独立的材料。不过整体上看，我们还是主张公开，让政府和普通中国人看到的意义，应该远远大于负面作用。
2009-06-12
附：报告结论和建议部分：
六、结论与建议
为了国家长久的和谐统一，西藏314事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如果只是强调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内部社会治理结构的反思，那是对我们国家的不负责任。在现代化大背景下，藏区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其他国家乃至藏区其他民族的人相比，显得相对落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外来人员在藏区挣的财富，无形中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文化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很多年轻的藏人是困惑迷茫的一代。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存在的悖论。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批地方藏族干部，他们利用来自上层的权力资源在民族地方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都变成了少数的政绩工程和少数私人的财富，他们不善于面对公众，不善于面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思想的社会，常常激化社会矛盾，然后寄希望于中央政府买单。普通藏人感受国家的帮助不如感受到的被剥夺感更明显，他们像很多内地省份居民一样对地方吏治多有不满。日积月累的困惑和愤怒加上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导火索，导致了314事件。
我们认为，目前并不存在一些人所言的“灭绝西藏”的事实依据。汉藏关系的主流是善意。但通过藏区3•14骚乱，我们发现，藏区社会凸显出了各种矛盾和困境。我们试图通过调研和文献的梳理来理解这种困局，理解藏区民众的生存境况。本报告反映出来的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些视角肯定不能涵盖藏区问题的各个面向。但一切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初衷：理解，在藏区的变迁中去理解；同时希望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呼吁“团结、平等、互助、和谐、以人为本”的民族关系、“多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建设、共同繁荣、共享成果”。前提是政府充分认识到藏区百姓的公民地位，保障藏族百姓的权益，观念思路要适应快速现代化时期藏族地区的社会现实，期待能够不羁于当前理论，扩展视野，突破政策。
调研小组针对“3.14事件”的社会因素调研，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1、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在尊重和保护藏人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调整藏区政策思路，制定适合藏区特点、符合藏人意愿的发展政策。
2、引导藏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特别注意引导全体藏人分享、获得充足的机会和发展利益。注重培养本土性的经济实体；扶持中注意改变力度的严重不均，缩短藏区内部城乡贫富差距；将援助范围扩展到西藏以外的藏族自治地方。继续以资金援助与技术帮助、人才支持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吸引外资，同时适度保护当地产业。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注意保护藏人充分就业的权利。针对藏区农牧业区域，推进惠及个体的扶助和保障。
3、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大对地方权力结构的有效监控，加速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进程。对藏区政权出现的腐败、执政水平、渎职等行为，不再姑息，尤其是打击那些假借“反分裂”之名压制地方社会问题的官员。确定更合理和民主的藏族干部选拔政策，优化现有的干部结构。
4、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用最大的诚意解决当前藏区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农牧民教育问题，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吸引适龄儿童完成普九教育。继续发展和鼓励藏区高级人才的培养机制，优化大中专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加快完善藏区基层的职业技术教育，采用和东部省份学校联合办学的方式，让藏族学员走出去，增大较高科技含量技术和实用藏区生产技术的培训力度，培养熟练技术工，消弭各种壁垒，鼓励藏族青年多元就业和创业。在学校教育中，特别关注加大和发展适合的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内容，加大公民意识培养的内容。必须将教育和培训看成是长远解决藏区问题的重中之重。
5、充分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和支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和活动。充分认识到宗教性和宗教生活对藏区和藏人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宗教方面，要因势利导，注意宗教权威作用。尊重和恢复正常的法会、游学、求法和僧阶考试等宗教活动。注意保护藏传佛教的传承。在宣传活动中，充分保护和尊重藏民的宗教感情。
6、在解决藏区问题时，需要转变思路，采用更积极和智慧的应对方法和思路。以疏导、理解和融合为主导思路，减少民族间的偏见、隔阂和伤害。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改变从上至下的过分强势态度，智慧地调动藏区本地的积极力量（比如宗教力量）解决。
7、推进藏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敦促出台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自治地方自治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法规，改变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建国至今缺少下位法的现状。规制关键性的资源的所有权、处置权等问题。鼓励藏区各方面专家积极参与藏区政策的讨论和谏言中。
8、在维护和宣传民族团结局面的建设，以藏区改革开放成就的宣传代替以往对过去农奴制度的渲染。在体现发展的活力的同时，坦陈藏区面临的社会问题。警惕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民族主义暗涌。在解决问题是区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宗教问题，不同问题不同处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