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正在修改中的“人生而不平等——北京非户籍人口教育问题调查报告”)

 

2010年春节前几天，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一个县级中学读高一的章旭东回到了北京的家，做家政工作的母亲为他的期末成绩而落泪。

 

章旭东的父亲章先生曾经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战争，1984年转业回到张家口的农村，赶上父亲病故，母亲患心脏病，家里欠下3000多元债务，那个年代这笔钱对于一个每年种地收入一百多元的农民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农村实在没法生活下去了”，在亲戚的帮助下，章先生大年初四离开家乡来到北京的一个大学烧锅炉，当时每个月收入120元，还发工作服，“城里的生活简直是到了天堂”。

 

一年后他把妻子也带到身边，但孩子——章旭东的姐姐不得不被抛在家乡，和外婆一起生活。那个年代北京不允许外地孩子在北京读书，上幼儿园也不行。那时没有电话，每年一次探亲，父母和和女儿之间几乎都是生离死别。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女儿第一次给远在北京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请爸爸放心”，讲到这个细节，在章先生窄小的家里，女儿泣不成声。如今章先生的女儿已经结婚生子，她和自己的女儿——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三代就住在章先生家。章先生说，自己有愧于自己的女儿。所以儿子章旭东1994年在北京出生后，想方设法留在身边。但是，由于户口，章旭东读完初三不得不离开父母到张家口一所县中学读书。

 

2009年5月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章旭东的时候，他父亲正在为他读高中找地方，他老家已经没有亲戚，土地也已经被集体收回，父亲通过亲戚在离老家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找了一个中学，交了7000元说不清楚的费用。然而一个学期下来，原本在北京的初中班里30名同学排前5名的他，在这个80名同学的班级里排名第77，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师讲课基本用当地方言，他听不懂。8个月前那个穿着运动服侃侃而谈的阳光少年如今又黑又瘦沉默寡言，母亲说，担心他学业，担心他身体，担心他学坏，甚至担心他精神出问题。

 

与此同时，和章旭东住同一个社区上同一所中学的从园园正准备回河南老家读书。

 

从园园的爷爷当兵转业落户北京，但她的奶奶、父母都没有北京户口，虽然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虽然三代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虽然他们家在北京有房子，虽然她只在两岁时回过一次老家已经没有印象，但她自认为自己是河南人，“因为自己的户口在河南”。

 

从园园大概是这个中学她们年级最优秀的女生，得过演讲比赛、英语竞赛等各种奖状，是校学生会主席。但是初中三年级，原本一直是市三好学生的她，老师劝她放弃三好学生资格，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作为加分用。从园园说，老师找到她，刚开口，她自己主动说，“老师我知道了，我放弃”。

 

但比三好学生资格重要的多的，是去哪里读书。留在北京只能读职高，她想考大学只能回到户籍地读高中。对于长这么大只回过老家几天的从园园来说，语言是一个障碍，她已经开始学习河南话。老家唯一亲近的人是姑姑，她可能不得不和姐姐一样，住在姑姑家。从园园的堂姐在老家读高二，原本在北京初中成绩年级第一的她在现在成绩排到中等偏下，她说，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如果她能在北京读高中参加高考，“上北大清华没问题”，可是不久前，她曾给从园园打电话说，千万不要回老家读高中，她宁愿在北京读职高。

 

和章旭东、从园园相比，丁璇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丁璇的母亲通过各种门路总算找到了一个高中愿意接纳她读书，但问题是，即使读完高中又该怎么办？

 

丁璇的老家在浙江温州，父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北京工作，1994年返回老家生下了丁璇。2000年丁璇六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又来到北京，丁璇的父亲在北京后海一带拉人力三轮车谋生，其母亲在老家是小学教师，现在是家庭主妇，热心于公益事业。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丁璇就注意到了有没有户口的差别，开学第一天，丁璇除了交每人80元的书本费外，还要比北京户口的孩子多交200元的借读费，同时也不能像北京孩子那样买保险。丁璇回忆说，当时并没有想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只是完全听从学校的安排。小学六年级，丁璇第一次为自己的身份而难过。当时年级要评选出一个大队长，老师劝她放弃，和她竞争的那位同学说，丁璇没有北京户口根本不配参加竞选。

 

 小学升初中，丁璇不能正常择校，她和几乎很多外地孩子一起被分到一所较差的学校。初中二年级，一直成绩在年级第一的丁璇不能参加市三好学生的评选，那个当选的北京孩子后来跟丁璇道歉说她受之有愧。

 

丁璇实在太优秀了，成绩全年级第一，演讲比赛、数学竞赛等各种奖状塞满了抽屉。高一年级期末，丁璇在班上成绩依然是遥遥领先。但在北京读高中，似乎是人生的一场赌博，北京的教材和温州不一样，丁璇在北京读高中没有学籍，在温州也没有学籍，高考能不能报上名都是个问题。